暨南大学人文学院举办跨文化交流论坛探讨全球化时代人文精神

碰撞与融合：暨南大学人文学院跨文化交流论坛，在全球化浪潮中重寻人文精神

广州五月的风，带着湿润的岭南气息，穿过暨南园里那些年岁久远的榕树，把不同语言的交谈声揉碎在阳光里。人文学院的会议厅内，一张张不同肤色的面孔映在投影幕布上——“跨文化交流论坛：全球化时代的人文精神”，这行字底下，是来自牛津、东京大学、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国内多所高校学者的名字。我坐在角落里翻着会议手册，台上一位印度学者刚刚念完一段泰戈尔的诗句，台下有人用中文接上“世界以痛吻我，要我报之以歌”，接着掌声稀稀落落地响起，带着一种奇特的张力。

这是2026年春天我亲身经历的一场对话。作为暨南大学人文学院的一位普通教师，我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：在一个AI能写诗、算法能算命、ChatGPT能扮演苏格拉底的时代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坐在一起，用笨拙的口语讨论“人文精神”？而这场论坛给我的答案，远比我想象的复杂，也远比我想象的温柔。

当“文化自信”撞上“文化焦虑”，我们真的能对话吗？

论坛第一天，议程上赫然写着“全球化的文化悖论”。主持人是学院里一位温和的中年教授，他抛出一个问题：“如果所有人都在说英语、吃汉堡、刷TikTok，那‘跨文化’是不是一个伪命题？”台下静默了几秒，然后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学者接过话筒：“我同意一半。我家乡的年轻人确实更熟悉碧昂丝而不是马赛族的传统歌谣，但讽刺的是，他们用英语写的歌词里，唱的是祖辈的放牧生活。”

这句话让我想起2026年国际教育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：全球留学生人数已突破800万，其中中国留学生占比约14%，印度约12%，但与此同时，超过60%的留学生表示“在异国感到身份撕裂”。暨南大学作为一所“侨校”，港澳台侨学生总数常年维持在1.2万人以上，来自128个国家和地区——这个数字在2026年还在增长。这些年轻人带着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基因，他们是最典型的“全球化产物”，却也是最容易陷入“文化焦虑”的群体。

论坛上有一组平行工作坊，主题叫“母语的困境”。一位华裔马来西亚学生用夹杂着粤语的普通话分享：“我奶奶说客家话，妈妈说粤语，学校里学国语和英语，但我现在的孩子只会英语和一点点普通话。”旁边一位法国教授接话：“法国也在经历同样的痛苦，政府每年花4亿欧元保护地方语言，但年轻人觉得那是‘老古董’。”两种焦虑，看似截然不同，根子却指向同一个方向：全球化并没有消灭差异，它让差异变得更尖锐、更不可回避。而人文精神，恰恰是在这种尖锐中寻找一种“不打架”的相处方式。

那个不愿意翻译的诗句，恰恰是人文精神的入口

论坛第二天下午，我旁听了一场关于“翻译与误解”的圆桌讨论。一位日本学者引用了一句俳句：“古池や 蛙飛びこむ 水の音”——松尾芭蕉的经典。翻译成中文是“古池塘，青蛙跳入水声响”，但这位学者坚持说，翻成任何语言，那种“寂静被突然打破又恢复寂静”的禅意都会流失。他反问：“如果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另一种文化，那跨文化交流还有什么意义？”

这个问题一度让会场陷入尴尬。直到一位中国学者站起来，用了一个比喻：“就像你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你爱人某一刻的沉默，但你依然可以选择陪伴。”这让我茅塞顿开。我们总以为人文精神是一套普世的价值观——平等、自由、宽容，但论坛上反复出现的观点恰恰相反：人文精神不是“共识”，而是“共同面对分歧的勇气”。

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其实一直在做类似的事。学院有一个延续了多年的项目叫“故乡与他乡”，邀请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每人讲述一个家乡的“禁忌”——那些不能说的故事、不能触碰的习俗。有一位伊朗女孩分享说，她家不允许在餐桌上讨论政治；一位挪威男孩则说，他的禁忌是“不要问别人赚多少钱”。这些看似琐碎的差异，拼凑出来的不是文化标签，而是活生生的人。人文精神不是在差异中找到一致，而是在差异中找到尊重——哪怕这种尊重带着困惑。

2026年的一项跨国调查显示，Z世代中有73%的人认为“文化挪用”是一个严重问题，但只有31%的人能准确说出自己文化中被“挪用”了哪些元素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太急于“保护”自己的文化，却忘了先去“了解”它。论坛上一位台湾学者引用了人类学家列维-斯特劳斯的话：“文明，就是学会容忍他人的陌生感。”这句话被很多人记在了手机备忘录里。

人文精神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，而是流动的江河

论坛第三天，我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细节。茶歇时间，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挤在角落里，用手机外放一首中国民谣《成都》，一位巴西学者跟着哼起来，虽然发音完全不对。有人问他：“你知道这歌在唱什么吗？”他说：“不知道，但旋律里有种‘怀念’的情绪，我能感觉到。”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跨文化交流的最高境界，或许不是“听懂”，而是“感应”。

这场论坛的闭幕演讲请来了一位印度的文化研究学者，她的题目很特别：“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‘坏的’跨文化交流？”她指出，我们总是追求完美的、无误解的交流，但这恰恰是反人性的。真正的人文精神，应该允许犯错、允许冒犯、允许尴尬。她举了一个例子：2025年，印度和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曾爆发一场关于“瑜伽到底算不算印度文化”的争论，双方吵得不可开交。但几个月后，一位中国瑜伽教练在抖音上发视频，说她教的学生里有一半是印度人，她说“动作不重要，每次结束时的合十礼，大家都懂”。这个视频下，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是：“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，你不必拥有它，但你可以爱它。”

这恰恰点出了全球化时代人文精神的核心：它不再是一套被供奉在象牙塔里的道德规范，而是一种随时可以调用的能力——理解差异、包容模糊、在不确定中找到连接。回到暨南大学本身，作为一所“面向海外、面向港澳台”的高校，这种精神几乎是写在基因里的。2026年毕业季，人文学院有一组学生做了一个毕业作品：他们采访了100位在粤港澳大湾区生活的外籍人士，问他们“你觉得自己属于这里吗？”答案五花八门，但有一个回答让我印象极深：“我不属于这里，但这里有一扇门为我开着。”

这或许就是人文精神在全球化中最动人的样子：它不要求你放弃自己，也不要求你完全融入，它只是诚恳地邀请你——进来坐坐，喝杯茶，聊一聊你那边的天气，以及你那边的雨声和我们这儿的有什么不一样。

论坛结束那天傍晚，我走出会议厅，看见几个学生围在草坪上，用手机拍夕阳。其中一个用英语对旁边的外国同学说：“It’s the same sun, right”（是同一个太阳，对吧？）对方笑了笑，用蹩脚的中文回：“是的，但我们的方向不一样。”两个人对视一眼，大笑起来。

我想，这就是人文精神。不是昂贵的门票，不是高深的术语，而是你我都知道，我们头顶同一片天空，但每个人望向天空的角度都独一无二——并且我们愿意承认，有些角度，你永远无法真正抵达。但没关系，你愿意看我在看的方向，那一刻，对话就已经开始了。

暨南大学人文学院的这场论坛，没有给出什么惊天动地的，它只是在这个喧嚣到有些刺耳的全球化时代里，轻轻敲了敲那扇叫做“理解”的门。门不会因为敲门声就完全敞开，但至少，门里门外的人，都听到了彼此的回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