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所历史悠久的财经高等学府始终专注经济管理人才培养

在喧嚣时代，回望那座“财经执念”筑起的学府

这些年，我见过太多关于“财经热”的讨论。社交媒体上，人人都想分析金融市场的下一个风口；高考志愿填报季，财经类专业分数线起起伏伏，总能牵动无数家庭的神经。可热闹归热闹，真正沉下心来思考“经济管理人才培养”这件事本质的人，似乎越来越少了。

我所在的地方，是一所被老校友们戏称为“财经黄埔”的学府。说它老，是真老——从民国那会儿算起，门前梧桐树的年轮已经数了好几圈。但在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上，它始终像一棵安静的老树，根系扎得很深，枝叶却不怎么张扬。这些年，不少人问过我同一个问题：你们这所学校，到底有什么特别？

我想了很久。答案或许很简单，又或许很复杂——这里的人，对“财经”这两个字，有种近乎执拗的信仰。

一个“老学究”的偏执：在速成时代死磕“底色”

你可能会觉得，“信仰”这个词用在一所大学身上，有些矫情。但如果你走进学校的图书馆，看到凌晨两点依然亮着的那几排灯；如果你旁听过一场学术辩论，年轻的博士生和头发花白的老教授为了一个经济模型的前提假设，争得面红耳赤；如果你翻看那些泛黄的毕业生名录，发现一百年前某个名不见经传的学长，后来成了某个行业规则的制定者——你就会明白，这种“信仰”不是口号，而是一种刻进骨子里的东西。

2026年，国内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突破1200万。与此同时，麦可思研究院的就业报告显示，经济管理类专业毕业生的起薪，已经连续三年被计算机、电子信息等工科专业反超。很多家长焦虑地问我：学财经，还值得吗？

我的回答总是很“不讨喜”：如果你冲着“毕业就能年薪百万”来，建议你重新考虑。但如果你想知道“这个社会运转背后的规则是什么”，或者“如何在复杂性中找到确定性”——那这里，可能是最适合你的地方。

我们学校有一门传统必修课，叫《经济思想史》。这门课不讲如何做账、不谈炒股技巧，而是带着学生从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读到凯恩斯的《通论》，再到哈耶克、弗里德曼。很多新生第一节课后跑来抱怨：老师，学这有什么用？又不能帮我找工作。

那位教了三十多年书的老教授，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：“你将来可能会做投资、做咨询、做管理，但你永远逃不开一个根本问题——你怎么理解‘稀缺性’和‘选择’？这堂课，就是帮你建立理解的坐标系。”

2026年的今天，当AI可以在一秒内完成财务报表分析，当量化交易算法越来越成熟，我们反而更确信：那些技术无法替代的“底层思考能力”，才是这所学校最想给学生的东西。与其说我们在培养“财经从业者”，不如说我们想培养“理解世界本质的人”。

那些被“无用”之学滋养的星辰

说实话，外界对我们这类财经院校的刻板印象，并不全是误解。以前有媒体给我们贴标签，说我们这里的人“务实得可怕”“连谈恋爱都像在谈并购”。我看过之后笑了半天，因为确实有那么点味道。

但事情还有另一面。

我记得前两年，学校发起过一个特别的课题，叫“城市菜市场里的金融逻辑”。几个本科生组队，跑到上海一个老菜场蹲了三个月。他们记录菜贩的定价策略、观察老太太们怎么砍价、分析生鲜损耗率对利润的影响。他们得出一个：菜市场里那些看起来“土”的做法，背后其实藏着最朴素的风险对冲和博弈论原理。

这篇论文发到了一个很普通的期刊上，没什么人关注。但带队老师特别兴奋，在校内办公会上说：“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‘财经素养’——能从最具体的生活琐碎里，看见那些抽象的、规律性的东西。”

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。我们学校经管学院的一位副教授，研究的是“高原牧区的草场承包制度”。别人问他：“这不应该是社会学或者农林经济的事吗？”他说：“你仔细想想，草场的产权界定不清，会怎么影响牧民的放牧行为？放牧行为的改变，又会怎样影响草场生态？这个链条，本质上就是个微观激励机制的问题啊。”

你看，这就是这所学校的可爱之处——它看起来“钻钱眼里”了，可实际上，它总能用一种很特别的视角，把那些看似不相关的问题，都装进自己的知识框架里。那些被外人认为是“无用之学”的研究，反而滋养出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人。

2026年，我们学校新开了跨学科研究中心，把计算机科学和金融结合得更紧了一些。但那些传统的、看似“虚”的课程——比如《中国经济史》《商业伦理》《组织行为学》——依然在课程表上占据着稳稳的位置。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待久了，你会慢慢明白：技术会变，风口会变，但人性、制度、规律这些东西，从来都没有变过。

毕业十年后的“复利”：当金融逻辑遇上人生算法

有一次校友会，我见到了一个毕业十五年的大师姐。她上学那会儿是系里的风云人物，毕业去了华尔街某投行。我以为她会跟我们聊聊“资本猎杀”的故事，结果她讲了这么一段话：

“在投行的前五年，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。每天经手几千万美金的交易，一年飞几十个国家。但到了第七年，我突然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了。市场波动、地缘政治、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命运……这些东西太错综复杂了，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财务报表能解释的。那时候我才想起，当年在学校里，老师为什么反复跟我们讲‘敬畏心’。”

她说那段时间，她重新翻出了大学时的笔记和教材。不是要重温什么公式，而是想找回当时那些教她“怎么看世界”的经典理论。“后来我做投资决策，越来越谨慎，也越来越依赖那种模糊的‘直觉’——其实哪是什么直觉，就是当时被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。”

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学校走廊里挂着的一句老训词，据说是建校初期的校长留下的：“不唯上，不唯书，不唯洋，只唯实。”

2024年，有些媒体对比过不同高校毕业生的长期职业发展轨迹。一个很有趣的发现是：财经类院校的毕业生，虽然早期薪资增幅可能没有某些“风口”专业的快，但他们的职业半衰期往往更长，转型能力也更强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可能不是最快的，但常常是跑得最久的。

这其实很符合金融里的一个概念：复利效应。短期来看，单利和复利的区别可能微不足道；但拉到足够长的时间维度上，复利带来的增长是指数级的。人才培养，何尝不是如此？

数字时代的“慢”功夫：为什么说人才培养没有快捷键

这几年，关于“大学教育是否过时”的讨论越来越激烈。直播间里三分钟学会一个财务模型，短视频里教你如何“领导力话术”管理团队——好像知识变得唾手可得，学校这种“慢慢磨”的培养模式，显得又笨又重。

我不否认，有一些技能确实可以速成。但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叫“结构性失业”，指的是因为经济结构变化导致的、短期无法技能培训弥补的失业。我觉得把它迁移到职业教育里，也很适用——速成班能解决“工具使用”层面的问题，可一旦行业结构变了，那些只会用特定工具的人，很容易陷入困境。

学校能给的，恰恰是那种“带得走的东西”。

比如，我们学校历来很重视“案例教学法”。不是让学生背案例，而是逼着他们去“还原”一个决策现场。给你一堆混乱的信息，让你自己判断什么是关键变量、怎么权衡利弊、需要什么补充信息。这个过程极其痛苦，有时候讨论两节课都出不来一个。但多年后，学生们反馈：工作中遇到最难的那些选择，恰恰是这种“模拟训练”给了他们底气。

还有一个细节。我们学校图书馆的老阅览室，一直保留着一个传统：每个月第一周的周日，会有几位退休教授来这儿“坐台”。任何学生都可以带着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去和他们聊。没有主题限制，没有时间限制。我听说有一次，一个学会计的女生和一位研究民国金融史的教授，从“资产负债表”聊到了“张謇的实业救国”。那个女生后来告诉我：“我从来没想过，一张报表的背后，竟然藏着这么多历史的影子。”

这些事，很难被写进招生简章，也不算什么“核心竞争力”。但就是这些看似“不务正业”的东西，构成了这所学校最特别的味道。

2026年，当全国都在谈论人工智能对教育行业的重塑时，我们学校的老校长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：“技术永远在变，但人内心的困惑、对意义的追寻、对复杂性的好奇，从来没变过。好的教育，归根结底，是让人成为更好的人。”

我想，这就是那所“总是慢半拍”的历史学府，一直挺立在时代洪流中最大的底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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